2021年第4期专稿 | 齐鹏飞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总结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宝贵经验，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本刊邀请专家学者撰文畅谈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认识和体会。

一篇充满真理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齐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思想穿透力、理论说服力以及现实针对性，体现了深厚博大的历史思维、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以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为民情怀和担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理论创造进程中的又一篇贯穿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充满真理力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指引我们党在新时代新阶段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又一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为全党全国人民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精神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在党的百年历史上，从在政治上走向全面成熟的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在全党范围内制度化、规模化地举办党的诞辰纪念日庆祝活动，这一“七一”“党庆”的光荣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无论是在“革命救国”年代、“建设兴国”年代，还是在“改革富国”年代、“复兴强国”年代，凡“逢五逢十”的建党大年“七一”，中共必定结合党的新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举办“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的“党庆”活动。可以说，“七一”“党庆”活动已经成为中共具有自我认识、自我检视、自我总结、自我肯定、自我彰显、自我宣传意蕴的重要仪式和重要表征，成为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具有创造历史、超越时空的精神魅力。总之，每一次的“七一”“党庆”活动，都是一次全党范围的党史学习教育宣传，都是我们党实现以史鉴今、赓续传统、振奋精神、统一思想的重要载体，都能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形成一些极具政治表达功能、理论创新意义与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

立足党史学习教育，仅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与1978年以来建党大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历次“七一”重要讲话文本进行简要比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内容、新概括、新提法，对于党史研究的深化、丰富和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其一，第一次明确地以百年党史的“四阶段”论来凸显第四个“三十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阶段性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中共党史三个“三十年”之大的历史分期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为第一个“三十年”，主题为“革命”；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为第二个“三十年”，主题为“建设”；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第三个“三十年”，主题为“改革”。逐步达成基本共识，中央也有比较明确的倾向性意见。比如，近四十年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庆祝建党70周年、80周年、90周年、95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对于中共建党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或三大“历史贡献”的归纳和概括，都是与这三个“三十年”相对应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念和概念以后，学界也开始探索着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从已经延续了三四十年的新时期“独立”出来，作为百年党史的第四个“三十年”（2012—2049年，主题为“复兴”），但是一直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统一和规范的界定和话语表述。而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的归纳和概括，则是直接对应着这四个“三十年”的，并且在对第四个“伟大成就”的论述中非常精当地梳理和阐释了新时代（即第四个“三十年”）的阶段性特征。这应该成为学界关于党史研究特别是其历史分期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依循。

其二，第一次将百年党史的主题高度浓缩和凝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百年党史主题的界定和阐释，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说展开的。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后，学界关于百年党史主题的论述开始自觉地将“两大任务”说与“初心使命”说有机联系和对接起来，具体说明中共建党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之“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的历史主题，是蕴含在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并将第二大历史任务的表述与时俱进地调整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党史学习教育要坚持科学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此后，学界关于中共党史主题的讨论掀起了一个新高潮，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其主基调还是有不同侧重的“两大主题”说。在今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新归纳和概括、新提法和表述为准绳和指针来进行全面校正，将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其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并具体界定和诠释了其科学内涵——“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而且明确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伟大精神孕育于伟大事业，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一部百年党史，也就是一部革命精神的培育形成发展史。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建立丰功伟绩的光辉历程，也是不断造就其革命精神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所构建的精神谱系、所创造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丰厚的政治资源，是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道德品质、工作作风、精神风貌尤其是红色基因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必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我们党的革命精神是伴随其主体的产生而产生的，探寻“精神之源”理应回溯至“建党之时”。近年来，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培育所形成所总结所提炼出的近百种革命精神中，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明确界定和诠释其科学内涵的就有二十多种，如今又将新定义的“伟大建党精神”直接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阐明了传承和弘扬这一革命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明确了我们党精神谱系之精神坐标、精神丰碑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明确了“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我们党百年辉煌背后的“源代码”“根目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之精神密码的探究和解读，势必成为学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新的思想兴奋点。

其四，第一次明确阐释了“能”“行”“好”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立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国之旗帜以及根与基、魂与魄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大创新性论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之后，就成了一种认识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科学理论，成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百年党史，就是一部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也是一部我们党在理论上不断自觉、自信、自强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要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自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此一时代“三问”的重大理论命题以后，学界对于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研究和阐释就一直没有停歇，而这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提出的重大创新性论断，将起到纲举目张的“破题”功益，成为该理论研究和阐释的思想指引和路径依循。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启发。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在2010年之前，与党史主题相关的认识，主要是围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展开的，有的时候表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有的时候表述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等。201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2021年2月，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此期间，理论界较普遍地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解读为党史的“主题主线”。“七一”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高度，回望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历史，展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创新地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结论既高度凝练、准确，又把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统一起来，可谓高屋建瓴、要言不烦、立意深远。

其次，“七一”重要讲话以民族复兴为主线，明确地按照四个时期回顾和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创新了党史阶段划分和成就总结。进一步言之，第一个时期，“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个时期，“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向世界庄严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个时期，“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向世界庄严宣告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第四个时期，“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知道，以往讲党史一般是分为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基本上用改革开放新时期命名，且时间一直在延续。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界开始尝试将党的十八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看待，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较明显地将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作为新的历史阶段，也有理论工作者开始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描绘百年党史。“七一”重要讲话无疑为党的历史阶段的新划分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不仅如此，“四个伟大创造”和“四个向世界庄严宣告”，相对于我们过去习惯用“三件大事”或者“三方面伟大历史贡献”，即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总括党的历史成就，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

实际上，“七一”重要讲话对于“九个必须”的历史经验总结，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是民族复兴。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等经验总结里，则直接使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字。初步统计，整个讲话使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语共21次，足以说明其构成贯穿整个讲话的主线。

最后，实现民族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七一”重要讲话首次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兴。事实上，历史最持久最深沉的影响力在于价值追求、精神品格、道德理念。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民主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建党精神的具体呈现、丰富发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成功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恢宏篇章。

政治学·历史观·合法性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要求以历史映照现实，连用九个“以史为鉴”，赋予“历史”空前的政治重要性和思想地位。

我认为，以史为鉴中的“历史”不但包括从历史汲取的治理智慧，还包括由史观塑造的政治认知标准即政治合法性问题。近代以来，史观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各学科塑造的，而史观又塑造了对政治对象认识、判断的标准乃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简言之，学科塑造史观，史观决定政治合法性。

百年来，中国政治学流行的先是来自欧陆的制度主义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是来自美国的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我认为，这些方法论都是以各自历史文明为基础的。制度主义既是两千年欧洲政治思想的传统，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政体论，也是对中世纪以来欧洲制度变迁中出现的代议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的理论性描述，因此，制度主义方法论必然是政体论传统。同样，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之所以在美国大行其道，是因为美国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新大陆”。所以，看上去显得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其实都是一种历史政治理论，是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方法论尚且如此，更别说很多概念了，比如“政治”“国家”“政府”“政党”“官僚制”等基础性概念，都是历史政治理论或者说“地方知识”。但是，“地方知识”在传播过程中都非历史化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慕强”心理也决定了学习者“无问西东”，病急乱投医，从而使得“地方知识”变成普遍性史观和“普遍价值”。

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论证的是来自各自历史文明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以来自欧美文明的学科所塑造的历史观去测量源自儒家文明的中国政治，结果如何呢？按照制度主义的政体论传统，非代议制民主的中国就不是民主国家；按照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历史观，实现了个人权利的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才具有合法性，所谓的“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非竞争性选举的中国同样不是民主国家，因而政治存在合法性问题。百年来，很多人的历史观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中国成为既有历史叙事方式的一种“异类”。

然而，“中国之治”既是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也是那些实行了西式政治制度而陷于发展泥淖，甚至出现“逆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艳羡的对象。这无疑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新时代要求新学科、新史观、新认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提出并推动的历史政治学应运而生。一反百年中国政治学的“外在性”传统和舶来品属性，历史政治学主张，回答重大现实、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追溯其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关系。在认识论上，强调历史事件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重视事件的时间性；在本体论上，强调历史本体论的重要性——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但历史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政治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历史本体论的提出，回答了为什么都是源自历史的政治理论却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乃至适应性上的非相关性，这是因为欧美历史主要是碎片化的社会史，而中国历史一开始就是国家史或者政治史。

历史政治学被普遍地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种新出路新方向，著名华人政治学家、世界科学院院士朱云汉教授认为，历史政治学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指引了一条康庄大道，让新一代的中国政治学者得以昂扬阔步踏上世界知识社群的中心舞台。确实，有了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自觉，一系列基础性概念诸如国家、政府、政党、干部制等得以重新解释，“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原理体系正在被重构。国际学术界也敏锐地把握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英文国际期刊将专刊推出历史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塑造的史观必然具有主体性意识，以此来判断中国政治的结果必然迥异于曾经经久流行的政治学。中国历史是具有高度连续性的政治史，当下中国是历史的空间化，因此，中国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都是一种连续性历史演化的产物。对中国政治的认知，只能根据内在性的历史政治学，而非外在性的政治学。

新时代的中国不仅需要内政上的新史观，也同样需要新世界秩序观。这就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找回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思想传统。以世界政治学的视角看中美关系，必然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前者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发生”的，而后者会认为是“制造”的。历史政治学也正是世界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鉴往知来，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是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告别传统社会的一场最伟大变革。它不仅实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现代经济的累积性增长，而且实现了思想革命、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经典路径使英国和其跟随者成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后发国家作为跟随者在谋求现代化的路上靠移植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模式却充满了曲折、血腥、挫败和动荡，跌入一个个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先后经历了西方技术制度的移植和苏联模式的模仿，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一、基于超大人口规模国情的现代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涵养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超大人口规模基本国情下的转型。过重的乡土黏度决定了摆脱乡土的繁难，过大的农业份额决定了农业在结构转变中的独特角色，过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独特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制造业立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同步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坚持人民为中心立场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由精英联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由中国共产党发动、推进和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将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根本路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率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明确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涵，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布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和第二个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简单的制度和模式移植无法顺利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寻路、探路和筑路的进程，最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政权基础。建设时期，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独特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制度基础。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四、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依靠人民。革命时期，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人民取得了政权。建设时期，依靠农民提供的积累和城里人的低工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改革时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主体。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奇迹。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全面的现代化

不同于单向度的尤其是过于追求物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物质上的现代化，还强调精神上的现代化，推进全方位的、均衡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内涵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实际地体现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现代化，激发了现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现代化道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实际表现为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具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反映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势和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之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长期探索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可以说，我们党在百年领航探索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创造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当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就成为必然趋势，走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而历史规律的决定性要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历史规律形成和实现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百年来，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历史规律作出历史选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努力赶上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因为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实践探索的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指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创新探索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我们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好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凝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史鉴今，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践行的哲学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在新征程上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要以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把握历史趋势，自觉遵循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自觉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

面向未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

 周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新闻学需要在回望历史、全面系统梳理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中更好地发挥本学科的作用。

一、回望历史：明晰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特色”内涵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特色”气质具有时代、文化和功能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时代之“特”。现代新闻业诞生于大工业化时代，具有鲜明的职业化特征。但在当前以互联网为底层技术逻辑的新媒体环境下，职业新闻工作的语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以新媒体机构和平台、自媒体、公民新闻的崛起为标志，由精英机构和人士垄断的传统大众传播格局日趋多元化。从本质上来说，当前新闻学科面临的是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的根本逻辑变化。其二，文化之“特”。受西学东渐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新闻业经过逾百年历程，逐渐形成由实践而理论的“中国特色”意识，对应在新闻教育领域，“中国特色”也是一个贯穿百年历史的命题。新中国成立后，以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等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着手建设自己的现代高等新闻教育事业。改革开放后，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新闻学科以产出能够解释、解决新闻传媒和舆论宣传实践问题的知识，培养适应新闻实践需求的人才为导向，在中西互动中进一步探索确立本学科的主体性。其三，功能之“特”。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百年视野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无疑是主题主线。百年间，党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而强，创办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多种新闻媒体，形成党报姓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指引下，党的新闻事业围绕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继续开创崭新局面。这一实践领域的独特财富，无疑是新闻学科“中国特色”最重要的底蕴。

二、回应时代：确立本学科的核心逻辑

新闻学科的社会价值何在？这始终是一个时代之问，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立足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应该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好回答。与之相对应的是当前新闻学科发展的三个面向：面向新时代、面向新技术、面向全球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逻辑也应建立在这三个面向的基础上：面向新时代，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向新技术，基于本学科受到新技术影响和推动的现实，着力推动和全面铺陈“新文科”转向，在学科内部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对社会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输出和智识贡献，进而重塑学科主体性；面向全球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立可跨文化交流的话语体系。

三、面向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架构

基于上述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布局“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转型升级战略，构建三大资源库、五大史、九大学科发展方向的整体发展架构，全面推进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明新工程”。在此基础上，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化、中国化为面向，以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经世致用人才为目标，构建“技能·智识·德性”三位一体的全媒体人才培养体系。

百年来，新闻舆论工作始终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学科也在此过程中锚定了自身的基本价值，这是本学科面向未来发展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时代命题，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体系构建既是新闻学自身学科建设的核心要义，也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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